前日，国务院发布自贸区新规公文，将允许自贸区内外商独资钢铁生产企业，投资旅行社经营中国内地居民出境游业务等，进一步为自贸区降低外商投资限制。

　　波澜不惊之间，钢铁业对外资放开似乎没有收获太多惊喜。毫无疑问，全球性的钢铁产能过剩给这次“松绑”打了折扣；即便外资能如愿介入钢铁业，政策寄望将钢铁行业推向更充分的市场竞争，挤掉部分依赖于政府补贴和地方保护的国有钢企也并非易事。

　　尽管自贸区试图最大限度地承载改革诚意，但是外界关于对外开放的步伐还不够快，金融等关键领域始终未能放开的质疑一直存在。

　　上海自贸区成立已近三年，成立之初的火热开始理性降温。在重要领域的改革攻坚，上海自贸区则远远没有完成，如在核心和竞争性领域的负面清单、零注册制推广等。自贸区将改革对于最受期待的金融改革部分，总方案措辞谨慎，声明要在风险可控前提下，对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、利率市场化先行先试。尽管已设立了许多规章制度，却尚未看到许多实质性进展。

　　该观点不无道理，金融是牛鼻子，金融不深化改革，上海自贸区的改革试验便不能算成功。金融要素市场仍有关键性领域亟待突围，如汇率的自由化和利率的自由化上没有实质性开放，在存款利率的开放上，只允许300万美元以内的存款利率可以放开。而人民币和美元等外汇的自由兑换方面迟迟没有放开，自由贸易账户的实际操作上犹豫不定等。

　　比起金融改革的相对滞后，第二批自贸区的到来比预期快了一些。去年，在上海自贸区之外，国务院增加广东、天津、福建三大自贸区。由此，自贸区完成了第一轮扩张。而在第二批自贸区尘埃落定之后，第三批自贸区申报筹备工作已经开启。

　　津、闽、粤三大自贸区强势推出，与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演进轨迹基本相同。改革初期，中国推行非均衡发展模式，优先发展东部，然后实现东部带动中西部。率先布局上海，然后推进到广东、天津、福建，也是遵循这种模式。

　　以东部为发动机，这是中国初期改革鲜明的印记。但是，随着改革步入深水区，东部出现了两个变化，如何应对增速放缓，改革的动力和空间不足成为重大挑战。

　　重重阻碍，凸显出实质性改革的艰难、利益阶层力量博弈之强大。成为自贸区，并不意味着可以向中央拿到更多特殊政策，而应该是迈开步子甩开膀子获得更多的改革试验机会，惟有对内解开束缚，给民众和市场以更多的自由，对外融入国际自由市场，实现更多突破，破除更多的桎梏。

　　未来自贸区成为一种普适政策之后，比拼的就是改革，谁能在改革领域走得更远，步子迈得更大，谁就是新一代自贸区的旗帜。